一滴水，融入大海

　　“‘海归派’不如‘土鳖派’”的议论也传到中国农科院一级岗位人才邱德文博士的耳里。从他的叙述中可见其困惑和不解。1995年，他在南开大学当副教授，后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，接着来到美国EDN公司做微生物源分子激活蛋白农药的研究，成绩出众。

　　“海归”虽有骄人业绩，但换了地方，会不会“水土不服”？

　　国内某些现象确实令“海归”难以适应：科研竞争本是一种公平的竞争，却多了一层关系学和人情世故；科研时间本来就少，可请吃请喝也要占去时间；科技人员的不少时间需要花在争项目上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有的项目，还没评审，经费却早已分完；有的成果，创新不够，仿制有余，但被吹得天花乱坠……

　　在一次座谈会上，“海归”们普遍反映的是人才环境。邱博士说，“我们的压力不是来自科研和创新，而是额外的负担！”归根结底，是科研体制、机制的不尽人意。

　　对科研体制纵有再多的牢骚，弊端也不会自行消失，需要通过深化各项改革来逐步解决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也是竞争，是一种适应能力的竞争。尽管竞争的方式偶有损招出现，你也要勇敢地、智慧地面对它，并为最终克服这些弊端尽自己的一份努力。

　　其实，多数“海归”是明白这一点的。

　　从事数字土壤研究的张维理博士回国较早。她以为，老老实实做学问，是科技人员的本分。关系学国外也有，那是利用学科关系的影响，但国内则偏重于熟人关系。她在这个“关系”的分寸上把握较好。她说，“我必须融入这个大环境，否则，我的研究一事无成。从这点上说，我们更要考虑本土的水土环境。”

　　“在中国农科院，我们就是要营造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科研环境。作为院长，我愿意从自我做起。”翟虎渠院长一席话，说得“海归”心热。

　　扶上马，送一程

　　日本北海道大学农业生物学博士李世访在日本12年，先后在5个大学和公司作过博士后研究，2000年回到中国农科院植保所。此后的一年多时间，他感到苦闷，科研无进展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科研启动费，导致了他在日本已有很好基础的研究不得不搁置下来。看着日本人以他的工作为基础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，他心里不是滋味。于是，他给新上任的院长翟虎渠写信诉说苦衷。院长当即从不多的院长基金中批给他10万元。一年后，李世访作出了成绩，并引来了863项目、自然科学基金等100万元的资助。

　　今年11月28日，他再次给院长写信，诉苦变成了道谢：“我的科研工作走上了正轨，这和院长最初特批我的10万元经费分不开，那是我科研的重要转折点。”

　　科研转折往往从不起眼的启动费开始，对于“海归”而言，这是科研重生的救命钱！对此，张维理博士深有感触。正是这个救命钱，才使她很快地渡过难关。

　　1991年，张博士从德国波恩大学回到中国农科院土肥所，那时，她没有住房，借住在中科院院士徐冠仁家中。她甚至拿出自己在国外攒下的10万元搞研究。这么好的回国人才，到哪里去找？所长感动了，从自己的项目中借给她4000元。两年后，她小有成绩，从原国家教委拿到了5万元的科研启动费，她高兴地要哭出来。

　　“一线科技人员的困难就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困难。”翟院长召集其他领导和管理部门说：“我们当领导的是干什么的？我们科技局、后勤处是干什么的？就是为科技人员服务。就是帮他们解忧排难，帮他们选人、找钱、找项目；帮他们立项、申请、搞公关。扶上马，送一程。这样，人才才能一心一意搞科研。从今后，中国农科院立下规矩，要把为科技人员服务当作管理者的第一要务。”现在，中国农科院把为不同级别杰出人才提供的几十万到400多万元不等的科研启动费，写进了中国农科院“杰出人才工程”计划，并已全部落实。

　　在这种思想主导下，中国农科院各部门不断地向“海归”们介绍国情、院情，千方百计为他们提供资金搞项目，还时时处处向外界介绍“海归”们的业绩。

　　本报记者 范建 通讯员 沈贵银 刘继芳